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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庚子新春，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洶，疫情從武漢蔓延至全國，并對國家的經濟文化生活造成了重大的沖擊。不過，在疫情面前，不同城市的綜合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也體現出了巨大的差異性；肺炎儼然成了城市治理能力的試劑。
建筑行業如果能從這次疫情中深刻汲取經驗教訓，對建筑業的影響可能是顛覆性甚至是革命性的，不排除2020年的新冠形病毒疫情將成為建筑企業轉型升級發展的拐點。
1、從項目完成能力到產品提供能力的躍遷
按圖施工、按期完工這是建筑企業根深蒂固的觀念，這本身無可厚非，更多體現的一種項目思維，項目思維關注的是輸出、按期交付。不過，在看似千篇一律的“顯性”建造能力背后，更多是關注用戶需求、關注用戶體驗，關注結果的用戶思維“隱性”能力的比拼。正如現代營銷學的奠基人Theodore Levitt在《營銷想象力》中所說，“用戶想要的并不是直徑四分之一英寸粗的的鉆頭，他們想要的是直徑四分之一英寸大的鉆孔。”顯然，用戶思維其實是一種底層能力，一種基本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種核心競爭能力。
為阻止肺炎疫情蔓延，武漢市政府決定參照2003年抗擊非典期間北京小湯山醫院模式，建造一座專門收治新型肺炎的醫院——武漢蔡甸火神山醫院。而火神山醫院的高速實施充分體現了項目思維和產品思維的充分融合。跟時間賽跑、跟病毒賽跑，要求醫院必須通過項目執行和項目管理按項目思維按期交付；同時，也必須按照產品思維滿足醫院功能，正如李克強總理在1月27日考察施工現場時所指出的，要將醫院建成將成為能夠及時收治患者的“安全島”，建成的工程一定要具有傳染病防治功能。
目前，項目形態的多樣性和日趨活躍的不確定性成為項目管理的常態，因此，將項目思維提升到產品思維就尤為重要。需要指出的是，近幾年國家不斷加大工程總承包的推行力度，但并沒有引起很多建筑企業的充分重視。絕不能簡單把工程總承包當作一種工程建設組織模式，而是要提升到產品思維構建企業的商業模式。
根據產品層次理論，產品的價值=核心層×實體層×交付層；那么工程總承包的價值=設計×施工（采購）×交付。這是一個乘數效應：如果一個層面為零，產品的價值就是零；三個層面都必須做好；三個層面要能銜接起來，才能更好發揮協同價值。落實到項目的實施上，要進一步強化和豐富建筑的產品屬性，增強企業的產品和客戶意識；要不斷關注客戶的需求和用戶體驗，并將安全性、功能性、舒適性以及美觀性的客戶需求和個性化的用戶體驗貫穿在產品建造的全過程。
2、得供應鏈者得天下
根據公開資料，火神山醫院依據《傳染病醫院建設標準》實施，包括基礎工程、土建及裝飾工程、給排水及消防系統、供配電系統（不含外部線路）、照明與監控、通風空調系統、通信弱電、醫用氣體工程、凈化工程、室外及市政配套、污水處理設施等。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時間內完成如此綜合復雜的工程，勞務、材料和設備等大量資源的供應能力至關重要。古人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后勤供應能力決定了部隊的作戰半徑。任正非說：讓聽到炮聲的人呼喚炮火，炮火的強度影響戰斗的勝負，這些講得都是資源配置和供應鏈管理的問題。
目前，很多的企業的資源供應，更多從項目需求的角度，停留在采購－供應的階段，屬于被動供應；而資源配置能力則是從供給的角度，建立企業級的供應鏈能力，可以說，供應鏈能力是衡量企業在全國乃至全球資源的調配能力，是企業的關鍵競爭力。建筑企業推行的“小前端、大后臺”的模式，其根本目的是改變傳統的項目組織方式，“小”與“大”強調的不是“數量級”，而是“能量級”，“小”要求項目前線越來越敏捷，“大”要求總部后臺越來越高效，通過建立企業級管理體系實現精準供應和快速打擊。
提升建筑企業的供應鏈能力不妨借鑒美軍的戰略投送方面和聚焦后勤、精準后勤和實時感知后勤供應鏈的做法。美軍要求軍事后勤保障必須具有高度的敏捷性，能夠迅速感知和響應軍事需求，徹底摒棄過去靜態式固定保障模式，由數量規模型保障轉變為速度響應型保障，最后走向基于信息技術的精確化保障。（參考焦紅等《感知與響應后勤對我軍后勤建設的啟示》）“未來的競爭不是企業和企業之間的競爭，而是供應鏈之間的競爭”，對于深入參與“一帶一路”的中國建筑企業，快速建立和打造企業的供應鏈能力已迫在眉睫。京東集團董事局主席劉強東說，我們不是一個電商，而是一個技術供應鏈服務公司。這話對于建筑企業的戰略轉型和高質量發展，也具有極其重要的引領作用。
3、契約精神構建建筑市場新秩序
契約精神是市場經濟社會的基礎，是最基本的商業精神和最低限度的商業道德。成熟的商業社會，必定是對規則意識、契約精神充滿敬畏的社會。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確立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法治建設離不開契約精神，只有公民和政府都按照法律、制度行事才能構建公平、正義、合理的建筑市場新秩序。作為社會契約的最高形式，如果法律體系沒有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那么法律體系越完善，越會越背離法治社會越遠。建筑市場中存在的秩序失衡更多是由于契約和法治精神的缺失造成的，主要體現在：
一是建筑產業鏈的上游往往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侵害了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建筑工程中，合同當事人雙方或多方都會簽訂合同，但在合同的訂立和執行過程中，行政部門、強勢利益集團、壟斷地位、產業鏈上游的業主單位往往具有更多的話語權，任意壓縮工期和壓低造價、拖欠工程款等不平等、不公正現象已是司空見慣。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只有這樣經濟秩序才不至于混亂，各方的利益才會得到保護；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本質核心，建筑市場只有快速步入法治化軌道才會實現健康有序發展。
對于企業自身而言，強化契約精神是依法治企的應有之義。企業不僅要依法保護自身權益，同時也不能侵犯合作方的權益。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傷害別人并不會成全自己；因為不正當途徑獲得的短期利益，進一步掩蓋甚至加劇了企業的內部風險，喪失了改變成長的機遇，破壞了社會信用，必然受到市場經濟的懲罰。
二是行政權力缺乏法律約束。建設工程的實施過程中會受到政府的各種行政管制，如招投標管理、資質管理、安全管理、質量管理和環境保護管理等。行政權力具有“天然優勢”，行政力量對于市場競爭（招標投標）和法定建設程序干預不同程度存在，由于行政的力量過于強大，對于行業管制有增無減，導致建筑市場機制難以形成。
從法理上講，項目建設行為本質上是民事行為，參與建設的施工單位等主體與投資人在項目建設活動中是平等的民事主體關系，因此，在建設過程中，應當盡量使用現有民商法調整，盡可能減少設立行政干預措施的行政制度，減少對民商合同（建筑施工合同）履行的非正常行政干預；可事實上，由于政府（投資人）直接參與項目的管理，加之人員及業務的不專業，管理上“越位”或“缺位”現象非常普遍。
在行政力量面前，建筑企業是相對或絕對的弱勢；行政以法為本的原則是否堅持，行政的法律約束是否得到限制，這些問題很少有人觸及。因此，建筑市場秩序的建立，必須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用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這樣才能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三是對弱勢群體的過度關注破壞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性。農民工是建筑市場公認的弱勢群體，基于保護弱勢群體的角度，2019年國務院頒布了《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國令724號），農民工工資支付從此有了行政法規層面的文件保障。
不過，農民工問題是個復雜的系統問題，農民工本身是（戶籍）制度扭曲的產物，農民工權益的保障更主要是依靠完善的制度環境，包括取消戶籍制度、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取消限制城鄉人口轉移的各種制度性障礙等等。由于多年來采取的對農民工利益傾斜保護的原則，農民工工資等權益保障問題出現復雜化的趨勢。
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一方面是要求農民工實名制，另一方面“游擊隊”現象逐漸演化成一種用工形式，“游擊隊”方式進一步惡化了建筑用工環境，增加了用工和工程風險。另外，在法律法規的“保護”下，勞務詐騙案例不斷增多，惡意討薪、勞務欺詐甚至變成了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的“盈利”手段，破壞了整個市場的信用關系。可見，政府的強力介入并不見得會取得預期效果，“當事人意思自治受限和合同關系的泛化”并不見得會帶來真正的秩序。
本次新型肺炎疫情將對建筑業造成全面且深遠的影響，“莫違忠孝義，莫發國難財，莫昧良心事”這是我們的基本道德底線，但由此引發的所有的問題都應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
從施工合同的影響方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是否屬于不可抗力?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能否作為合同的免責事由？承包人是否可以申請工期順延，如何提起索賠？不可抗力（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后果在發承包雙方間如何分擔等？（參考吳咸亮、張先慶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的影響、應對措施以及案例分析》）疫情注定結束，但建筑市場法治化的進程仍很漫長；需要大力弘揚和培育契約精神，建立公平公正、平等法治的建筑市場新秩序。
4、輿情管理是建筑企業的必修課
在這場新冠形病毒疫情防控中，公眾對武漢市有關部門信息發布和輿情處置方面存在諸多質疑，武漢市長在接受采訪時也坦承，“這次疫情其實各方面對我們信息的披露是不滿意的，我們既有披露的不及時的一面，也有利用有效信息來完善工作不到位的地方”。
自媒體時代，公眾以極低的門檻和極快的傳播速度成為信息的創造者和傳播者，無數人主動或被動地卷入眾聲喧嘩的信息洪流中。面對不確定的生命威脅，焦慮恐慌是人們正常的“應激性反應”，但同時也使謠言有了滋生的土壤。事實上，在疫情防控中對輿情進行引導，也是疫情防控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如何回應人們的質疑，及時公布權威準確的信息，化解人們心頭的疑問，這應該是通過武漢新型肺炎該總結的經驗教訓。
建筑工程項目一般具有投資額高、建設周期長、涉及面廣、影響力大的特點，很多基礎設施項目關系社會公共利益和公眾安全，建設過程中蘊含著各類風險，常會聚合龐大的關注流，也容易形成輿情的波動。建筑企業的輿情事件多發生在質量或安全生產事故類，因其具有突發性、破壞性、衍生性等特點，往往會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甚至造成恐慌。
借鑒新冠形病毒輿情處置的經驗教訓，輿情管理是建筑企業必須上好的必修課，如何有序應對，防范化解相關風險，值得我們深思。針對輿情管理，最基本和有效的方法就是第一時間發布權威、準確、及時、充分的信息，消除公眾疑慮，增進理解與支持，有效地壓縮不實信息的傳播空間，引導輿論走向。在輿情管理上，我們還要提高以下兩點認識：
一是公眾成為項目的“新利益相關方”，這是互聯網時代項目管理的重大變化。一般意義上相關方是指可能影響項目決策、活動或結果的個人、群體或組織，以及會受或自認為會受項目決策、活動或結果影響的個人、群體或組織。學者高屹結合互聯網時代的項目特點，提出了項目新利益相關方的概念。
他認為，互聯網條件下的利益相關方發生了深刻變化，由傳統的“利益”相關變為“興趣”相關。任何對項目的決策、活動或結果“感興趣”的個人、群體或組織，都可以借助互聯網工具對項目進行評論，從而對項目造成影響。輿論表象背后是公民日益覺醒的權利意識，并以不同的形式參與社會現實生活和公共事務中。“新利益相關方”打破了傳統利益相關方的邊界，在互聯網條件下，任何人都可能成為項目的相關者。
因此，建筑企業必須深刻認識網絡時代項目管理的深刻變化，自覺接受公眾、輿論和媒體監督，構建輿情治理的長效機制。在新冠形病毒抗擊疫情戰役中，1月27日晚央視頻開通雷神山醫院、火神山醫院建造過程24小時施工現場直播，幾千萬人充當網絡“云監工”，充分體現了“新利益相關方”的特征。
二是要主動發聲，學會講述“建設者的故事”。在抗擊疫情的戰役中，我們將醫護人員稱為“最美逆行者”，其實也包括更多的工程建設者，他們是樸實的逆行者。面對席卷全國的疫情，中國建設者以令世界驚嘆的速度建設了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以及河南版、黃岡版“小湯山醫院”等等，為疫情防控工作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無論是非典、汶川地震還是新冠形病毒疫情，在災難面前，總有工程建設者挺身而出；無論是“一帶一路”、港珠澳大橋、南海造島還是青藏鐵路，在支持國家戰略、改善民生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工程建設者始終是主力軍和生力軍。我們要多講述自己的奮斗故事、成功故事、幸福故事和夢想故事，提升自己在公眾中的整體形象，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全面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所做出的犧牲和努力，讓更多的人知道每一個工程背后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5、結語
如今，武漢身處風暴中心。總結武漢的城市發展路徑，從更宏觀的角度反思本次疫情的應對情況，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與公共管理、社會服務等其他環節聯動提升，不斷推動城市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才能讓城市的根基更平穩有序。
近年，中國在全球基建市場上留下了“基建狂魔”的名號；不過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建筑企業的成長高度，并不是以所謂的“全球第一高樓”為標志，而是我們的思想高度。新冠形病毒疫情對我們的啟示是，只有不斷推進企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立建筑業發展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進一步破除改革障礙，才能更加穩健地應對風險，才能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現實要求，從而實現良性可持續的發展。
